基于一个包含制度约束的空间均衡模型，本文对中国城镇化改革红利进行量化分析，利用中国城市古城面积作为城市规模的工具变量，结合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和城市统计数据估计发现，中国城市集聚经济的规模弹性约0.17，集聚成本的规模弹性约0.33；以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作为制度约束的替代指标，设计三类反事实分析均发现，降低制度约束水平能够明显提高城市人口规模和城乡效率，从而提高总体收入和福祉水平。其中，消除制度约束并设置最大城市规模为3000万人时，城区总人口增长10.01%，城区人均收入提高3.21%，农村总人口相应减少7.57%，农村人均收入提高2.79%。为实现城镇化改革红利，应科学落实人地挂钩、提高城市治理水平、促进都市圈同城化，协同推进体制机制改革，充分发挥集聚经济、降低集聚成本。